前些天一个德国同学的父亲来看望他的儿子，儿子名叫Helmut，拥有一副德国人标志性的帅气脸庞，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他的外祖母是澳大利亚人，所以他的母亲就把他带到了澳大利亚，因为几年前来的时候就和他认识，所以我们俩的关系还算不错。这次他父亲公事出差来到悉尼，顺便看看这个多年未见的儿子，并打算多停留几天。Helmut和他父亲的交谈间无意中提到了我，他父亲似乎很感兴趣，于是便促成了前几天那次非常愉快的会面。

Helmut的父亲名叫Gunnar，是一个住在汉堡的生意人，大腹便便，但很风趣。他请我们吃澳洲海鲜，席间不知不觉的就提到了最近奥运圣火和西藏的事情。他父亲很有学识和修养，对于西方媒体的报道和西方国家的态度，他说他只能表示无奈，中国触犯了某个大国的利益，被人使腿绊儿是很正常的，但是中国人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清楚的看到那个隐藏在喧闹表面下的那个最危险的敌人。我问他这个最危险的敌人是谁？他笑笑说：除了美国还能有谁？其实抵制不抵制家乐福都是次要的，西方国家和中国不一样，西方国家的媒体敢于做任何他们想做的报道，政府干涉不着，所以即便法国总统想跟中国拜把子，法国的媒体却仍然可能出于利益原因被其他因素所左右，而做出与法国政府意愿完全相反的报道。这一点和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中国媒体的倾向性是完全由政府一手掌控的。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不同，中国人更没有必要连带着所有法国人和法国货都恨上，甚至有些人还把日本人也牵扯进来，这根本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嘛。其实罪魁祸首只能是美国，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一个德国人跟我说这些，开始我觉得很意外，感觉有点被人挑拨起了国家和民族仇恨，就算我真的讨厌美国人，也不用一个德国人来告诉我。不过Gunnar越说越多，让我的一个关于社会制度的观念逐渐转变了。他说起了民主。

起先在我的头脑里，民主制度接近于一个最高等级的制度，一切国家法制都要建立在民主之上，而且中国也迟早要民主化的，中国也必须要民主化的，绝对民主是国家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和终极目标，没有绝对民主就什么都谈不上，不走绝对民主这条路就意味着错误。

但是当Gunnar说完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之后，我又再次陷入了思考。

Gunnar说，奥运火炬其实根本没必要全球传递，如果这次中国不办全球火炬传递活动，那么那些试图与中国为敌的人根本不会找到那么多机会下手，国际奥委会成员维尔·布鲁根就是这个观点，而且也是国际社会上的普遍观点。中国知道自己的仇家多，还拿着火炬到处晃悠，那不是找麻烦么。不过既然事情已经出了，国际社会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谴责破坏者，但是归根结底，是中国没有完全估计到事情的严重后果。中国政府以强权著称，想做就做，一般情况下没人阻挡的了啊。

于是我便接口说是中国不够民主，如果有制度迫使中国政府去倾听不同的声音，那么或许真的可以避免这次火炬传递的尴尬局面。

Gunnar点点头表示赞同，但是他随后又说，中国人似乎总是负面情绪比较严重，很多情况下不够客观，好像现在一样，我说出一个中国的不足，你就浑身充斥着悲观的情绪，好像中国没有未来。那么我来跟你说一下德国的民主好了。先举两个例子你自己对比中国的情况看一下。

一，汉堡市政府准备修一条地铁，由机场到某地，全程不到5公里，是为了方便一些人下了飞机可以直接做地铁到自己的目的地，本意是很好的。于是汉堡市政府就举行市民投票（因为民主嘛~），结果赞成的人是51%，反对的人是49%。反对者的核心理由是那段地铁要经过他们的房子底下，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就相当于你们中国的钉子户了）。再加上一些支持他们理由的人，他们的票数就达到了49%。根据德国法律，如果投票结果相差没有超过10%的话，投票结果无效，需要重新投。于是市政府开始去和那些反对者沟通，给他们解释，然后再投票……结果，你猜这一段不到5公里长的地铁用了多长时间才修完？别猜了，你猜不到的，因为它从提议到建成耗时29年，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市政府与反对者反复的沟通与投票上。

二，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我在德国有自己的公司，是做电子产品的，公司里员工也很多，大概300多人吧。在我们公司里，每年元旦节前几天都会办一个新年联欢会，以前都是只有员工参加，去年我想，是不是人多一点会更热闹呢？于是让我的秘书去做一个问卷调查，询问员工是愿意自己一个人参加公司的新年联欢会呢？还是愿意带着家里人一起参加。过了三天，我的秘书走进我的办公室，把一大罗问卷扔在我桌上，无奈的对我说：“看吧，这就是结果。”我一看，天呐，支持者和反对者居然是50%对50%。最后我说，算了，不能让大家一起来讨论了，这样下去没个结果，这件事还是由我来决定。

通过这两个例子，你就会知道西方国家的民主缺陷在哪里了，没错，效率低下。一段不到5公里长的地铁要修29年，这在中国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除非政府根本不想修它。

中国这边，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事例说明问题，那就是SARS，2003年的SARS暴发时，中国政府非常果断的将疫情地区进行隔离，将病情进行了很好的控制，所以SARS很快就消失了。假如这件事发生在其他西方国家，你可以想象一下，政府提议把一个地区封锁起来，里面的人不许出来，外面的人不许进去，那会有多少人反对？起码被封锁地区里的人就会反对，没人会希望自己被关在一个满是病毒的地方。会有很多人高喊人权，也会有很多人游行示威，政府内部也会斗争激烈，迟迟达不成同一意见，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民主制度的巨大缺陷是客观事实，眼睁睁的看着它摆在那里，没有人能够否认。西方国家普遍都看到了这点，但是又没有人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利。所以人类社会发展到这里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民主制度已经有些阻碍社会发展了，人类社会需要新的制度取代民主。

正是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过度依赖民主制度的社会也会衍生出很多无法解决的弊端，那是民主制度的死穴。而中国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引导着中国向前发展，起初人们会说中国的发展是强迫性质的，是由中国政府鞭打和奴役下催生的，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中国和了解中国，他们会发现中国的崛起不只是简单的单一现象，而是融合了很多因素在内的，值得研究的课题，而首先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制度的确具有某种优越性，所以使得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大踏步前进，超过了依靠民主制度发展的很多西方国家。那么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呢？就是半民主半中央集权。

中国的政府强有力没错，但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中央集权政府，共产党内部也有一些反对派，在一些问题上会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这来源于中国不同的经济制度，邓小平或许将来会成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社会铸造师，因为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而且非常先进的国家制度，以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制结合以一党执政方针为主的中央集权体制，经过发展以后出现了不同背景和不同观念的同党派人士，这些人同处一个执政党，但是可能抱有完全不同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观，当这两派人发生严重分歧而使政府迟迟无法做出决策时，党的领导人完全可以用手中权力直接跨过争论的这一步，直接形成一个结论并付诸实施，如果错了，那么就把一切推倒重来。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显示出了敢于摸索创新，勇于承担责任和自我反省的好品质，虽然有些时候反省的并不深刻，也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如果说美国仇视中国，因为中国人曾经在越南打败了他们，不如说是美国人嫉妒中国人先进的制度，害怕他们赶超自己，于是一股股以人权为名义的讨伐就由美国人掀起。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美国人的民主已经开始了200多年，如果迫使中国也同样走民主这条路，那么中国至少还将继续落后美国200年。可是倘若中国发展出了更先进的制度，不但弥补了这200年的发展进程，反而依靠这个制度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老大，那么这个威胁就太大了。所以美国人把中国当做假想敌似乎并不是完全没道理的，对美国来说，中国的确很具有威胁性。

Gunnar说的这些话让我这两天陷入了很深的思考，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课堂上，听教授讲过这么一句：不要盲目迷信西方民主制度，中国有自己的国情，真的没有民主制度就不行吗？我们中国人就要叫叫这个板！

或许我真的错了，这个时代观念更新好快，我突然佩服起中国政府的头脑来，如果事情果真如Gunnar所说，那么中国政府的发展眼光实在是太超前了，我除了感叹自己的渺小和无知以外，再也说不出什么。